張市長調到北京升任張副部長后，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是：
張副部長上下班都是騎自行車，有時出去開會也騎自行車。
有一次，張副部長接到通知要到中南海開會。張副部長感覺騎自行車去也花不了多長時間，于是就拎著包騎著自行車到了中南海。門口警衛很少見到有騎自行車來這開會的，攔著他不讓進。直至張副部長拿出會議通知和工作證后才讓進。
故事的真偽，沒人向張副部長求證。但張副部長在談及騎自行車上下班的原因時說：“既遵紀守法又鍛煉身體。”
就在張市長新官上任不久，中紀委接到了舉報，說他在市長任上搜刮民脂民膏裝滿足足兩個集裝箱運到了京城，而且是人大主任的實名舉報。
這非同小可！于是他的部長親自出馬陪同中紀委一位副書記直接來到了張市長的北京新居。進屋一看，屋內的寒酸景象讓兩個人十分意外，只有張市長女兒的房間稍許像樣一點。客廳里桌子旁，部長隨意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誰知椅子壞了一條腿，差點讓他跌倒在地！他深深長嘆了一聲，對張市長說，你家的情況連部里一個普通的職工都不如！
就這樣，借助于舉報信查貪腐，結果卻查出了一個兩袖清風的清官！
他就是張佑才。江蘇通州人，1941年10月出生，1965年8月畢業于南京工業大學無機化工專業，1966年2月參加工作。
曾任江蘇省南通市市長，財政部副部長，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總會計師協會會長。
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張市長依托干部勤奮和人民勤勞這兩個重要條件，抓了三股力量：一是真理的力量，二是人格的力量，三是表率的力量，形成了萬眾一心開創南通改革嶄新事業的洪流。
1989年12月他從南通市市長升任財政部副部長，當時的財政部長由國務委員王丙乾兼任。
當時，王丙乾借考察江蘇經濟財政情況之名考察選拔財政部擬任官員，張佑才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用雄辯的事實與數據介紹南通市經濟財政狀況，給王丙乾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京城后，他立即匯報給陳云副總理，陳云副總理當即拍板，將原先選任一個財政部司長的預案，改為直接任命張佑才為財政部副部長。
“人們之所以叫我‘農民的部長’，可能是因為我心里一直裝著農民。從地方到財政部工作以后，我每年都會花大量的時間去農村，特別掛念我掛鉤的十多個縣的扶貧。”
曾經有位記者問張佑才，您身居高位，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忙，一年中抽出三分之一時間去貧困的農村，不覺得累嗎？張佑才動情地說，到了農村，特別是看到農民期待的目光，你就不會覺得累了。“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業、農村、農民永遠牽掛在我的心頭。”
在云南調查基層情況，他堅持住在農民家的炕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云南農村家庭條件很差，可他毫不在意，說躺在炕上人家才會說真話。
張佑才有三個“三”，“三忘”是忘我、忘名、忘利；“三老”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當老實人；“三真”是真學、真用、真創。
張佑才高考那年，志愿填報的都是名校。可是在填寫家庭成員、社會關系的表格中，他填寫了姐姐、姐夫，在表述相互關系程度的空格里，他如實填寫了“親密”。
在那個階級斗爭弦兒繃得很緊的年代，這可是犯下了大忌！因為他的姐夫是“階級敵人”！大躍進、人民公社時代，蠻干、浮夸風盛行，老實本分的姐夫只不過說了一句“像你們這樣養豬，豬子最后都養成毛靴兒”，就被打成了右派，受到凌辱，人也變得神經兮兮。
張佑才填表時怎么想的，要問他本人。也許他說的就是大實話，他與姐姐、姐夫一直關系親密。但是，在攸關自己命運前途的填寫中，他完全可以靈活變通一下，填寫“關系一般”，甚至填寫“沒有來往”。他偏偏不愿意，我們可以說他幼稚，說他迂腐，說他傻，可是他還是如實填寫！細節顯露大節，他不愿違心說假話，更有可能借機表達心底深處對清白無辜的姐夫的同情！
張佑才認為當官就要經得住個人得失的考驗，耐得住清廉。平時不管是親朋好友，還是對上級下屬，一律不準帶東西進門，一律不準串門談事辦事，
在一次領導干部講黨課的活動中，他語重心長地說，做官是有時限的，而做人是一輩子的事，大家都應以“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和表率的力量”為支撐，努力做好事、做好人、做好黨員，要養浩然之正氣、樹正直之人格、留清名于后世。
來源：高層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