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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05年廢除科舉制起，至今已過去一百一十年。在過去的百年中，經過革命與現代化思潮的洗禮，“科舉”在人們頭腦中一直是帝制腐朽的象征，科舉被廢既是發動革命的理由，也是清朝崩亡的前兆，更屢被嘲諷成古代教育制度失敗的一個負面標本?？婆e制似乎不值得大家花時間加以認真關注，它充其量只能作為批判的對象，甚至直接淪落為一個衰落王朝推行弱智教育的符號。
如今，這種不正常的狀態終于有所改變了，史學界開始認真檢討過去的評價，希望從全新的角度對科舉制進行更準確的定位。
科舉制僅僅是一場考試？
       為什么要對科舉制進行重新定位呢？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科舉制向來就是一個經常被妖魔化的名詞，一談到科舉，人們腦子里幾乎會不約而同地閃現出《儒林外史》里范進中舉的滑稽故事。范進這個人窮年累月地應試，人到中年突然中舉，聽到消息后一激動暈厥過去，還得靠老丈人一大嘴巴把他扇個半醒，從此就開始變得不正常，這就是一名典型科舉考生的猥瑣形象，也喻示著廣大科舉士子的共同命運。在我們的頭腦里，科舉只能造就一幫死背經書教條，毫無實踐能力的讀書人。我記得《范進中舉》一度收入了中學課本，作為必讀范文。在一代代學生的記憶中，范進的形象被刻意丑化成整個科舉制戕害人性的縮影。大家對科舉制的印象，基本上是從這個故事的敘述邏輯里面獲得的。
       從歷史上看，科舉制的取締是和清朝的滅亡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彼此前后相續?？婆e制的廢除，也跟近現代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展開過程密不可分。這種預設的關聯性隱藏著一種危險，很容易讓我們不假思索地得出以下結論：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現代民主制度的生成，只有通過廢除科舉制才能達致。這個邏輯把廢除科舉與清朝崩滅、民國肇建等歷史現象自然勾連在一起，形成一套毋庸置疑的歷史敘事，進入所有各個層次的教科書里面，以致于無論     討論憲政改革還是武裝革命，科舉廢除的必然性都是不容質疑的。
       在人們的眼中，科舉這東西就是一個垃圾，清除它的惡劣影響變成了革命、民主和現代國家建立的前提條件。科舉制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么，科舉制在中國歷史上起過什么作用，其特點何在，在以往的研究視野里基本是缺席的。我覺得這種局面如果仍不加以改變的話，不僅對于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對現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對中國民主制度應該向何處去等等問題的有效解決，都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障礙。
       那么，科舉制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大家可能完全不了解。一般只是習慣地認為，科舉制度就是一場考試而已，一提科舉好像直接可以和八股文畫等號，充其量是教育史研究的對象，這種理解顯然過于狹窄。其實，完整的科舉考試共有三場，不僅包括《四書》《五經》的記誦，還包括詔、誥、表、判和策問等內容，八股文只占第一場中的很一小部分。假如只知道有第一場，把后面兩場都排除在觀察視線之外的話，那么這個所謂科舉，只不過是其全部內容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而已。科舉的考試結構相當復雜，我們必須改變以往過于簡單的認識。
      科舉制的最大優勢是合理配置人才
      在具體論述科舉制的試題結構之前，我想先談談科舉制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特點。我們不能把科舉制僅僅看成是一個狹隘的考試系統，而應該把它看成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礎。這個基礎的特征體現在什么方面呢
      科舉制表現出的第一個特點，是對知識群體身份的合理分類。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科舉考試是一次選拔官僚人才的過程，你要想當官就必須通過考試，考試過關之后就可以當官，但這個官不是隨便當的，必須通過特定的選拔程序，再分別安排在適宜的位置。例如，考中進士的可以進翰林院，有機會當上宮廷里面的大臣；考中舉人，雖然進不了中央一級的機構，但可以當縣官，也就是現在所謂中層干部；只考中秀才，縣官當不上，那就在鄉村里面當教書先生，當一名鄉紳。這個選拔和安排人才的機制非常棒，為什么？因為它基本會嚴格按照你考試時顯露出的才能，分別配置在上、中、下三個層次，各司其職，各得其位，各有所值，形成一種雖不是絕對均勻，卻相對合理的分布狀況。大家一定要記住，無論中西古今，從來就沒有一個制度是絕對完善的，所以才有人說，民主制度也是政治制度里面相對不壞的制度，科舉制度也一樣，大家千萬不要把它理想化。
      第二個特點是，這套人才分配的制度是上下循環流動的，不是固定在某個位置始終不變，這是它跟貴族等級制度最不一樣的地方。一個普通人只要不懈地努力考試，就有可能進入官僚行列。相對應的是，中了舉當了大官，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在城里生活，退休之后還得返鄉服務。為什么太平天國鼎盛一時，卻最后敗在曾國藩的手里？就因為曾國藩考中進士進了翰林院，當上了內閣學士這樣的中央高官之后，還是要守母喪返鄉，太平天國之亂時他正好在老家當鄉紳，要不是靠曾國藩這個京城回來的鄉紳組織團練拼命抵抗太平軍，大清那時候早就完蛋了，肯定扛不到宣統三年。所以，科舉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流動的。當初你只是個秀才也沒關系，就看你的真本事，哪怕考三十年你也可能最后當上一個大官，當然一輩子考不上的事同樣經常發生。
      既然科舉制的最大優勢是盡量均勻地把人才合理布局在社會各個階層，同時上下循環更替流動，它就為中國基層的鄉村政權建設，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礎。不管你當過多大的官，都有回歸祖宗故里的情結，退休后大多選擇返老還鄉，為地方社會和文化事業做貢獻。當代官員肯定做不到這點，為什么？因為沒有制度保障把人才留在基層。
      現在鄉下年輕人一旦考上大學，全打算留在城里，有幾個肯回鄉服務的？即使城里的大學畢業生愿意下鄉，那都是去當村官干個一年半載，給自己的公務員履歷鍍上點兒金，終極目標還是回城里謀職。但科舉制度之下，秀才就能終生扎根鄉下，今天的中國還有這樣的“秀才”嗎？肯定少之又少！他們不是靠道德感召，不是靠紀委監察，而是靠制度運行的保證，秀才升不上去，他只能待在鄉下，卻因有文化修養，能夠在基層獲得較高的地位，可以安心服務鄉里。
      科舉制與高考的比較
      前文已提到，我們對科舉制的最大誤解，就是把它等同于八股文。八股文確實可以看作是科舉制度的一個核心部分，因為第一場就要考《四書》《五經》，你必須把經書內容背得很熟，還要作試帖詩，詩也定好了韻律和主題，非?？贪濉５怯幸稽c，八股文訓練對于培養一個人的經典修養是有好處的。為什么現在我們的國學知識那么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記誦的程度不夠。
     與此相關的是，大家都沒有意識到科舉考試另外幾場的重要性，第二、三場有誥、有表、有判、有策問。什么叫誥？就是模仿皇帝的語氣發布文書，這個誥非常難寫，你怎么站在皇帝的立場看整個政治的變化？就像今天讓你模仿中央領導的語氣寫一份報告，要寫得好確實不容易。什么叫表？是指臣民向皇帝陳述意見的一種文書，要寫得透徹得體，有相當的難度。判是考驗考生的斷案能力，現在高考有這種卷子嗎？即使有你也未必能答得好。最重要的是策問，什么是策問？那是考驗應試者對實際事務的處理能力?？脊偬岢龅膯栴}往往涵蓋實際行政事務的方方面面，諸如吏治、倉儲、水利、緝盜、錢幣、地理等方面的知識。考官會假設，如果你當一個縣官，或者當一個基層地區的領導，你必須根據整個地區的現狀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案，相當于如今的中層干部提交一份施政報告。我想，按現在一般高中學生的訓練，絕對答不出來。
      這里可再舉一個例子，有一道策問題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首先考官聲明說，你們這些考生都是從鄉下來的，應該對地方狀況很熟悉，那么，你們可知中國的保甲制度嚴格來講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現的？到現在為止實施的情況又怎么樣？第二個問題與保甲實行的具體狀態相關，那就是讓你做一個保甲推行者的話，你應該怎么辦？熟悉保甲史的人都知道，保甲實施的前提是必須按村和戶的規模進行設計，但很多地方居民住得過于分散，有的住在山上，有的散住在谷底，有的漁民則長年住在船上，四處流動，面對這種種復雜的情況，怎么實行保甲？用現在的時髦話說就是，怎么才能更加有效地進行基層地方治理？
      你看，這是多么精彩的一個問題，現在有幾個學生能答得出來？弄不好拿到卷子都傻了，反正我當時答不出來，至少我得琢磨一陣，也不見得就一定答得好。這就是除八股文之外，科舉考試的另一部分真實內容。
      到了近代，科舉制實行改革，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向皇帝遞上了《江楚會奏三疏》，主張更多地在科舉考試中引進西方科學的內容。在具體的改革舉措中，更是主張干脆把策論拿到第一場，《四書》《五經》挪到最后去。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翻翻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這本書是給考生準備的基本閱讀書目，里面列了兩千多種書，甚至包括算學、地理學等與近現代科技相關的著作。這書目是作為國學基本常識編纂的，也可當作科舉考試的基本輔助教材。我一翻就驚著了，自己一輩子哪里看得過來這么多書？能夠金榜題名真是太不容易了！關鍵在于，它不光考你能背多少前人的語錄，更迫使你自己獨立思考許多實際問題，并努力加以解決。
       從科舉制到代議制：夢想如何照進現實？
       目前，許多學者特別喜歡把科舉跟民主、憲政等西方制度勾連起來加以思考。當然，作為一種思辨嘗試未嘗不可。但我個人不同意將兩者生拉硬拽地捆綁在一起。有人覺得西方的選舉制不好，其實好還是不好，要看其運作的具體條件如何。在中國的歷史脈絡里，觀察科舉到底產生了怎樣類似現代選舉的功能，可以做一個有限而審慎的探討。
       在科舉制度下，中央政府會根據不同地區的文化和社會差異，有意識地進行名額分配，這有可能賦予科舉擁有某種代議的形式及功能，為參政議政提供便利條件。文化發達地區的科舉名額受到一定限制，不發達地區則得到一些必要的照顧，這不僅僅是如何實現教育公平的策略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人才的合理分布和流動提供有效的機制保障。不管多么偏遠的農村地區，也一定會存在一個通過科舉制認可的士紳階層，他們是當地最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扮演地方代言人的角色。老百姓有什么話可以通過士紳向官方反映，士紳是老百姓與地方基層干部之間的中介，我認為這就是代議制，也就是所謂現代民主制度的中國化反映。
       所有的民主制度要正常運行，都必須采取一種符合民情的特定方式，士紳作為代表地方利益的階層，或者部分作為百姓利益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當然，也不排除有掠奪百姓利益的劣紳存在，我只是從制度設計的內涵上加以分析。民國以來，士紳階層逐步被消滅，鄉村基層徹底空心化了，老百姓也缺少了向上表達意見的合適渠道。
     再進一步說，我覺得不要把科舉制看作是單一的制度，它的設計和運行，與皇權制度及官僚體系的構成密切相關，同時跟基層地方宗族的產生和培養也是一體共存的。這個一體化的系統通過上下不斷循環、不斷演變才形成相對穩定的體系。“重建科舉”的主張，是一種聲音，但目前并不具備重建的條件。
首先，皇權體系早已不存在了。其次，傳統官僚體制也隨著皇帝的消失發生了很大改變，通過科舉制形成的上下循環與篩選機制，是與傳統官僚體制的存在互為表里，才得以正常運行的。還有一點，宗族制度也被廢除了，沒有宗族制度在基層做人材儲備的依托，退休官員喪失了返歸家鄉服務的愿望，士紳階層隨之消失，沒有紳士的支持，科舉制在地方社會是很難推行的。所以，科舉制度與皇權官僚體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與整個中國古代王朝制度的興亡唇齒相依，很難單獨抽離出來加以分析，或者以之為依據，直接服務于當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
盡管如此，從很多方面來說，科舉制度本身為中國社會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我們絕不應該輕易忘記的歷史事實。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導，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專治中國政治史、社會史，并長期致力于跨領域、跨學科的中國史研究路徑探索。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階層精神世界的變異》等多種專著問世。
      楊念群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