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個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人，他參與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的起草，他是繼陳獨秀之后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他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過序。他與魯迅有著深厚的友誼，“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便是魯迅題贈他的。他就義時年僅三十六歲，他在獄中寫下的長文《多余的話》引起時人巨大爭議，也給后人留下無盡的思考。
他便是瞿秋白。作家梁衡寫道：“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見《覓渡，覓渡，渡何處》）下文是親歷者講述瞿秋白被捕和就義詳細經過的真實記錄。
【瞿秋白（1899-1935）
引 子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當時，宋希濂是國民黨第三十六師中將師長，駐扎長汀，秋白同志就是由宋部直接審訊并奉蔣介石“就地處決，照相呈驗”的命令執行槍殺的。這一事實是遠在我學生時代就知道的。當我到政協工作不久初識宋希濂先生時，他儒者般的外表和風度，使我難以想象他就是執行蔣介石的手令槍殺瞿秋白的主犯。“文革”開始前后，瞿秋白烈士曾被誣為“叛徒”。出于對撥開歷史迷霧的興趣和責任，我爭取到宋希濂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幾經周折終于揭開這段塵封往事，以告慰長眠地下80余載的秋白烈士。
初訪宋希濂：問題與懸念
“文革”前夕，有關瞿秋白“變節”之事傳出，政協直屬組的召集人之一王蕓生建議我作為工作人員，從了解史料出發，得便可個別與宋希濂接觸一下，探個究竟。王蕓生的話，對我是個鼓勵，更激起了我的興趣，不幾天后我就約宋希濂先生長談。
1966年的7月，我與宋希濂在政協機關開始了關于瞿秋白的第一次交談。當我提出這一要求時，他起初猶豫地說，機關運動已經開始，現在談這些往事不大方便。經我執意要求，他方才勉強答應。
“您能先談談瞿秋白被捕時的情況嗎？”我首先發問。
“蔣介石對江西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得逞，紅軍主力于1934年10月撤離蘇區北上，僅留下六七千人在閩贛邊境開展游擊活動。蔣介石一方面調兵遣將，組織主要兵力堵截圍追西去的紅軍主力，同時命令湯恩伯留下負責全殲贛閩殘留的紅軍。1935年2、3月間，湯恩伯指揮數萬兵力從西南往東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紅軍。眾寡懸殊，紅軍決定化整為零，其中力量較弱的千余人往東撤離，被我師在水口附近的部隊堵截擊潰，俘虜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我師指揮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團截獲。4月下旬，我接蔣介石南京密電，稱‘據可靠情報，共匪頭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虜群中，務必嚴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師參謀長向賢矩執行，先在一〇八旅方面清查，一個個俘虜均加以細細辨認和盤問，都沒有發現線索；又電告保安第十四團，幾天后得復電，說俘虜中有個可疑的人，面容消瘦，自稱林琪祥，職業醫生，上海人，但操蘇南口音。我即命令師參謀長親自前往，速將此人解往長汀師部審問。次日，師參謀長即電復：經人指認，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審瞿確認，他將立即押瞿回師部審定。我接此電后深感事關重大。”
“你們當時是怎樣認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當時，軍法處處長吳淞濤向我作了匯報。他為了表功，把提審過程講得有聲有色。吳說，他耐著性子反復審問瞿秋白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每次瞿秋白都不緊不慢地答復：我叫林琪祥，36歲，上海人，職業醫生。吳說，他有意長時間靜默，靜得提審室里五六個人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他甚至站起來在屋里來回踱步，并不時觀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見他半合半閉的眼睛，臉孔蒼白消瘦，端坐的樣子像一個打坐的和尚。在一段時間的寂靜之后，他突然一轉身使勁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大聲說：‘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國16年（1927年）我在武漢聽過你講演，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吳說，這一突然逼問，瞿秋白神色有所動，但仍然不緊不慢地說：‘你們搞錯了，我不是瞿秋白！’吳才使出最后一招，大聲一吼：‘來人！’進來的是事先在外等候傳話的被俘投敵的共軍的叛徒，他指著瞿秋白向吳獻媚地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說了不算，還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對。’吳洋洋自得地向我匯報說：至此，這表面像一座佛，內心比狐貍還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頭。其實，吳淞濤刪略了瞿秋白最后說的幾句話，這是另一位在場的部下后來同我講的。在叛徒當場的指認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說：既然這樣，也用不著這位好漢拿腦殼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來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類的筆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說。瞿秋白當時的心境和精神狀態，由這幾句話即可見一斑。”
“那么后來瞿秋白的態度又怎樣呢？您本人是怎樣同他接觸，又是怎樣審問他的呢？”我追問道。
宋希濂聽后沉思了一會兒，爽朗地笑著說：“我真沒有想到，你的問題包括內容和層次，都同半年前上頭組織派人調查時的提問如出一轍。你我如果不是相識的，我會懷疑你也是組織派來調查的。”說著他掏出一支香煙，未等吸完即對我說：“我聽完吳淞濤的匯報后，便命令下屬先不要再提審瞿秋白，并批示‘優裕待遇，另辟間室’，首先給瞿秋白改善生活環境和條件。我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其出發點自然是我當時的反動立場，想以柔克剛，用軟化的辦法克敵制勝。但最終目的并未達到，還一連出現我意料之外的情況。比如，我給瞿秋白生活優待，原擔心他不會接受，他卻二話未說，欣然處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后，以為我直接出馬同他交鋒會有所獲，不料他外表體弱神傷，心中卻有一把利劍，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謀事不成、功夫白費的這段時間里，他竟埋頭寫出長篇文章《多余的話》；我估計他會被押往南京審判，由蔣介石直接處置，卻不料蔣介石看無計可施已成事實，竟直接下令由我將他就地處決，而瞿秋白對自己生命的結束竟那樣泰然處之，大義凜然……所有這一切恐怕不是短時間就能講完的。我看今天就談到這里，過些天再抽時間，且聽下回分解吧。”
二訪宋希濂：好事必多磨
首次談話結束不幾天，北京政法學院的大學生就屢屢登門“請”宋希濂談瞿秋白之事。其時，全國政協機關的運動也在升級，我為與宋希濂首次談話引起的懸念所驅使，得知北京的大學生正蜂擁而至，心想為什么我不能插一腳，至少把這個傳奇式的故事粗線條地聽完呢？我經過反復考慮，便決定也登門拜訪。就這樣，我和宋希濂開始了第二次談話，約兩個小時。
【 瞿秋白和魯迅（油畫）】
宋希濂頗為深沉地說：“你可能還不知道大革命時期我在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黨，又經陳賡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黨這件事。陳賡是我的湖南湘鄉小同鄉，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產黨，1924年他同我一道領著20來人從湖南長沙繞道上海到廣州投奔國民革命，考入了黃埔軍校，一同成為黃埔一期的學生。1935年4月下旬，當瞿秋白成為我的階下囚之后，一方面我當時的職位和立場，必須把瞿秋白降服，讓他公開投靠到國民黨方面，這將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一個成功打擊，同時也是我個人為蔣介石立下的一大功勞；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現也自然喚起我對往事的回憶，先前既是國民黨黨員又是共產黨黨員的我，對瞿秋白這樣的領袖人物曾經崇敬過，仰慕過。當然，我對這些往事的涌現和情感的藕絲，當時是絕不會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這些往事情絲的牽繞，當然更重要的是我當時肩上的國民黨中將的軍銜亦即是反動的政治立場，促使我對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變生活條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給他治病，他答復用點藥減輕病痛即可，認真的治療則完全沒有必要了。我說兩國開戰尚且對戰俘傷病員實行人道主義，何況你我都是一國的同胞。他卻厲聲說，蔣介石1927年靠血腥鎮壓革命起家，不顧國難當頭而發動五次反革命‘圍剿’，請問這人道主義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開同他爭辯國共兩黨的是非，遞煙給他抽，重申來看他是詢問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直爽地表示，他作為病人，不反對看病吃藥；作為半拉子文人，要寫東西，需要筆墨紙張書桌；又說他寫東西習慣上需要煙酒，但他身無分文，僅有的財物全被保安團的兵搜走了。我當即答復，這些要求均可滿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優待具體措施，隨即把參謀長和幾位處長叫到跟前，先亮出‘優裕生活，另辟間室’八個大字，然后宣布六條措施：一、另辟一較大的房間，供給紙張筆墨和現有的古書詩詞文集，備書桌一張；二、新購白褲褂兩身，布鞋一雙；三、按三十六師‘官長飯菜’標準供膳，需煙酒時另備；四、每天允許在房間門口的院內散步兩次，指定一名副官和軍醫負責照料，房間門口白天可不設武裝看守；五、自師長（指我）以下，一律對瞿秋白稱‘先生’；六、禁止使用鐐銬和刑罰。我宣布了這六條，我的下屬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釋：以柔克剛是一條古訓。對瞿秋白這樣聲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對待平常人那樣，要以情感人，親近他，軟化他，才能談及其他，你們都要理解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本意，認真去執行。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問。
“一開始我的感覺不錯。”宋希濂接著說：“生活環境一改變，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規律，寫詩詞，刻圖章，舞文弄墨，頗有點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屬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討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應。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談政治，頭一個同他正面交鋒的必須是我！因為在改變生活條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對他作過多次審訊，在保安團時不但帶鐐銬，還受過刑罰，都沒有效果。我自信這一手定會有所進展。就這樣過了半個月，下屬天天向我報告瞿秋白的情況，把他寫的詩詞、書法、印章送給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書寫的小楷詠梅詞《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我正邊看邊思考著現在瞿秋白的心態，盤算著如何同他交鋒，譯電員送來南京和東路總指揮部催問瞿秋白情況的電報——這已經是第三次了，我決定次日由我單獨提審他——但我怎么也沒有料到，經過第二天上午三個小時的舌戰，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劃完全無效……”
我正待請宋細談，門突然推開，進來他的一位鄰居，我們的談話就這樣被打斷了。這一斷就是十年。
三訪宋希濂：十年后真相大白
“文革”結束后，筆者才有機會再度登門拜訪宋希濂。雨過天晴，我的心情與十年前“文革”爆發之初大不一樣，宋希濂也一改沉悶的心境，侃侃而談。
盡管其時中央還沒有正式為瞿秋白烈士平反，但宋希濂一開頭就欣慰地對我說：“就在幾天前，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派人找我調查，要我撰寫簡要而明確的證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處決期間究竟有沒有叛變或變節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獄中是不是撰寫了《多余的話》那篇長文。我直截了當地回答了他們，并當場寫了證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沒有叛變或變節的言行，有的是充滿革命氣節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確寫了《多余的話》長文，我當時就看過，印象極深，這篇長文寫的是瞿秋白對往事的回顧和剖析，而不是國民黨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樣對從事革命事業的懺悔。這兩位調查人員極為認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種種提醒的語氣，聽我講，由我寫，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個下午，是一次嚴肅而親切的交談。他們的禮貌，他們的神色，使我預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結束了，平反昭雪的時刻就快來臨。”
宋希濂關于調查人員提出上述兩個問題的長談，全部寫出篇幅太長，下面只擇取其重要的兩大段，一是當時宋希濂與瞿秋白之間的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鋒，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處決的消息直至犧牲前兩天的情況。
正面交鋒
瞿秋白被武裝衛兵帶進設在長汀中學里三十六師師長辦公室，屋子里只剩下我與瞿秋白。
“請用茶。”我笑臉相迎，說：“瞿先生，這些天我們的陳軍醫都用了些什么藥？你的病情有好轉了吧？”“謝謝。”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說：“我早已講過，目前的處境，作為囚犯，我服藥只是為了解除點病痛，已用不著做認真的治療。”
“瞿先生，你太悲觀了。坦率地說，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學時就拜讀過你的文章，那時慕名而不得見。今天在這種場合相見，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雖有軍務職責在身，仍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感慨……”“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說了。”瞿秋白打斷了我的話，“我不想判斷你講這些話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說，第一，任何語言改變不了我們今天相對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運最終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講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贊賞你快人快語。主宰你命運的是最高當局，委員長本人。但我是這里的最高長官，直接對委員長負責，向最高當局反映情況是我的職責。我希望我們能開誠布公地談談。”“談什么？你發問吧。重復的話，我不想說。我正在寫東西，我的時間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煩地說。
“你正在寫什么，可以談談吧。”“寫完后可以公之于眾，也會送給你看的。我想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回顧往事，剖析自己，讓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對待歷史。但是，這里邊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名單，也沒有紅軍的軍事情報。如果你今天要問的是這些，那是會白費時間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為好，隨便談，說到哪兒算哪兒，好嗎？”“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問你一個問題嗎？”瞿忽然以攻為守。
“聽便。”“你說上中學時就讀過我的文章，請問你當時對我在文章中所宣傳的主張，是贊成還是反對？”瞿秋白抬起他浮腫而蒼白的臉，那雙充滿倦意的目光忽然發亮。
“我曾經相信過你的主張，走了一段彎路。”我直爽地回答，停頓了一下后提高嗓門說：“但是，眼前的事實證明，你的那套主張在中國行不通。不僅七年前我本人拋棄從前的信仰做得對，就是在今天，我還想奉勸你也做一名三民主義信徒，以發揮你的才華。因為只有孫總理的三民主義，才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救民的真理！”“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聲來，“宋先生講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辯論什么主義是真理，還是要規勸我也隨你走同一條路，歸順蔣介石？”
“打開天窗說亮話，兩者兼有，出發點是為先生的前途著想。”我也答復干脆，并為審問順利進入正題而有點自鳴得意。“我原本認為，此時此地爭論這些問題，未免不合時宜。既然你有雅量讓我爭辯，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問你，1924年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實行國共合作，那時你在什么地方？”
我先是一怔，旋即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無其事地回答道：“那時我剛從長沙奔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
“那好。”瞿秋白說：“因為你提出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問題，使我想起自己曾經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時，我便粗略地研究過三民主義。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者，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通觀世界政治潮流，對比各種主義、學說，當時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倒像是一盤大雜燴，無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諦，并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可稱道的是，孫先生順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斷地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兩黨合作，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學說即新三民主義，在當時的確起著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作用。但時至今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人民，是名副其實的法西斯蒂，還有什么資格談論三民主義呢？至于共產主義學說，在蘇聯正在變成現實，在中國也為覺悟了的農工民眾所接受，而為蔣介石所深惡痛絕，也可以說是心驚膽顫！要不然，蔣介石何以要運用百萬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圍剿’蘇區呢？所謂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歷來更是各種反共分子的陳詞濫調。好了，我還是那句話，現在爭辯這些不合時宜，你我都不必浪費時間了吧！”說罷起身要走。
我心中惱火，卻裝出若無其事的神色，習慣地用手指彈著桌面，緩慢而冷冷地說：“瞿先生，共產主義在中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談理論，而是要看事實！”我特別加重了“事實”這個詞的語音，接著又說：“請看當今黨國政令一統天下，委員長秉承先總理的宗旨，實行三民主義，全國民心歸順，乃大勢所趨。共產黨自民國16年之后，苦心經營了若干山頭，如今已蕩然無存。以至于像瞿先生這樣的頭面人物，也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共產主義如能救中國，何以這樣奄奄一息，瀕于絕境？你既不愿爭論這些，我也就說到此為止。但我想鄭重地提醒你的，是別忘了眼下你自己的處境。時至今日，你還沒有對我們講一點有關共黨和匪區的有價值的情況，這對你是很不利的！”
“說得好！這最后幾句話才是你今天繞著大彎子找我談話的本意，也是為多日來想完成蔣介石給你任務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著對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訴宋先生，幾年來我身患重病，在蘇區所做工作甚少，管過一些掃盲識字辦學校的事，你不愿意聽這些吧？至于其他情況，我早就說過，無可奉告。我對自己目前的處境，十分清楚。蔣介石決不會放過我的，我從被認定身份之后就沒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讓我把要寫的東西寫完，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應該感謝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醫療上優待我，使我有條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幾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鄭重地告訴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蔣介石交給你的任務，那將一定是徒勞的。好了，紙已戳穿，我們的談話也該結束了。”
我無言以對，從此再也沒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進行這種審問談話。
瞿秋白犧牲前兩天的一幕
直接審問之后，我對瞿秋白獄中生活優待如常。三十六師司令部凡能與瞿秋白接觸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題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滿足；唯獨各種形式的審問、談話毫無進展。過了一段時間，我向南京方面匯報：審訊沒有突破。緊接著，南京直接派人到長汀提審瞿秋白，反復幾個回合，依舊毫無所獲。我這時倒放寬了心：不是我無能，南京派來專人審訊，不是也毫無結果嗎？事情至此，我估計瞿秋白有可能被押送南京處置。
【瞿秋白與妻子楊之華、女兒瞿獨伊】
出乎意料的是，6月16日，我突然接到頂頭上司蔣鼎文轉來的蔣介石密電，命令我對瞿秋白“就地槍決，照相呈驗”，中央社和各大報發消息。我手拿電文，端坐在辦公室考慮了半天，然后把參謀長、軍法處長、政訓處長和陳軍醫召來，先讓他們傳閱電報，隨后嚴肅地下達命令：“委員長作出這個決定，有著重要的考慮。消滅共黨已到了關鍵性的時刻，沒有嚴厲的措施是不行的。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我們軍人的神圣職責。根據委員長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參謀長去瞿秋白房間下達最高當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執行，聽取犯人有什么遺言遺物。同時房門和師部大院內外要加崗嚴密警戒，三天內全體人員一律禁止在師部大院會客，陳軍醫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動向，有情況及時報告。第二，18日中午，軍法處長和政訓處長到場監督執行，刑前在中山公園備酒菜，執行地點在羅漢嶺下，拍照后備棺木埋葬。你們有什么意見補充？”
“執行命令！”參謀長、軍法處長、政訓處長異口同聲，只陳軍醫沒有表態。
次日中午，參謀長隨陳軍醫走進瞿秋白的房間，瞿正在聚精會神地給師部的一名衛兵刻圖章。瞿秋白頭也沒有抬，順口對來人說：“請坐，稍等片刻。”
緊接著，參謀長的勤務兵端進來一大盤酒菜，瞿秋白這才站了起來說：“今天是什么日子？參謀長還親自來作陪。”
“不要客氣，瞿先生，隨便喝點，請坐，坐。”參謀長邊說邊招呼瞿秋白對坐。瞿秋白一坐下，發覺陳軍醫臉色不好，一言不發，立即聯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預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將要發生。參謀長提起酒壺，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對喝起來。待雙方都有幾分酒意，參謀長才張口說：“瞿先生，你住在這兒有一個多月了吧？”“我不記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剛舉起的筷子。
“是的。”參謀長嚴肅地說：“好在你多次講過，從被俘后就沒有打算活著出去。現在，南京最高當局來電，命令就地槍決，可以成全你了。師座遵照委員長的電令，決定明天上午執行，讓我提前轉達給你。你有什么話要說，有什么后事要辦，可以直說，我們將視情況而盡力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飲了一口酒，鏗鏘有力地回答道：“我早就等著這一天了！這樣做才符合蔣介石其人的作為！我提議，為你提前給我送行，干杯！”參謀長和陳軍醫都沒有舉杯。參謀長沉著氣，面無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陳軍醫（陳是瞿秋白在獄中關系最密切的一位軍官）結結巴巴地說：“瞿……瞿先生，你還……還有什么事要辦的，盡管說。”
“我一切準備就緒。”瞿秋白響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陳軍醫將我身邊的一些遺墨（包括長文《多余的話》），在我死后寄給一位武漢的朋友，請參謀長報請宋師長照準。”參謀長當場答復：“好說，好說，你寫的那些東西對我們沒有用，我想宋師長會照準的，請瞿先生放心。”
談話就此結束。當晚，瞿秋白服安眠藥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陳軍醫卻徹夜未眠。6月18日是個大晴天。清早進餐后瞿秋白換上了新洗凈的黑褂白褲，黑襪黑鞋，泡上一杯濃茶，點支煙，坐在窗前翻閱著《全唐詩》。金燦燦的霞光投進了門窗。他翻閱，吟讀，思索，然后提筆書寫起來：
1935年6月17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此時，軍法處長傳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筆草書：
方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秋白絕筆，瞿秋白擲筆整衣，昂首走出房門，見陽光灑滿院落，兩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門口駐足，抬頭掃了一眼山坡不遠處二樓窗戶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我的辦公室，一個月前他曾去過。瞿秋白不可能想到，這時，我正一個人在辦公室里悄悄挑起窗簾的一小角，望著獨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場的官兵們。
昨天下午，參謀長向我面報時提到，說午間酒后瞿秋白曾說，你們的宋長官在生活上優待我，秋白想訣別時能同他對酒致謝，不知他敢大駕光臨否？我當即打斷參謀長的話，冷冷地說：“優待他是為了軟化他，化敵為友。委員長已決定處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還成什么體統？”
但是，今日上午我在辦公室聽到下邊院中的傳令聲，卻情不自禁地挑起窗簾望上一眼。
十時整，軍法處長傳令出發。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師大門，腳踩著行進的節拍，輪流用俄語、漢語高歌：“英特耐雄納爾，一定要實現！”
這時候，沿途的老百姓駐足聆聽，注目送行；這時候，陽光鋪路，風停樹靜，只有悲壯的歌聲在山城長汀上空回蕩……
進了戒備森嚴、游客一空的中山公園，一桌酒肴已擺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請兩位處長對飲，被拒絕了；又找陳軍醫，說沒有來。瞿秋白一擺手，邁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務連長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兩腿分叉，面帶笑容，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豐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飲，旁若無人。酒興中他又高唱《國際歌》《紅軍歌》數遍。默默無語的兵士，他視同送殯的人群；閃閃發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飲多杯后，他又放聲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也！”
歌畢，瞿秋白在呆若木雞的士兵刀槍環護之下，走出中山公園，漫步走向刑場。他手夾香煙，顧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時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走到羅漢嶺下蛇王宮側的一塊草坪上，他盤膝而坐，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正好，開槍吧！”
哨聲落，槍聲起。時年36歲的瞿秋白飲彈灑血，壯烈犧牲。
余 緒
這里所記述的全部事實和情節，均是20世紀70年代末宋希濂先生同我的若干次長談中一一細說，并在事后查閱史實印證過的。
我還清楚地記得，宋希濂先生說到瞿秋白烈士犧牲前的細節時，他怕我記不準確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詩集句和絕筆及在臨刑前說的那段“小快樂”“大快樂”“真快樂”視死如歸的壯語，還特地鋪紙一段段寫出，竟與我后來查證的史料一字不差。
細說往事，宋希濂抱愧終生。在敘述完最后一段史實之后，他語氣沉重、緩慢而分明地對我說：“從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隨蔣介石整整23年，應當說蔣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終生難以忘懷，也是終生愧對祖國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犧牲這壯烈的一幕！在我個人，歷史上的污點已不能洗去，可慶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終于在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國和人民的懷抱，我將以新的作為和奉獻，去彌補歷史上那不可挽回的過失于萬一！”
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中國文史出版社”，選自《縱橫》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