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最得意的女學生，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女黨員。這榮耀的三種身份通常屬于三個人，卻奇妙地匯聚在一個人身上。她，生性機敏，對新事物有敏銳的感受力并執著追求。她，流轉各大名校社團，從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習到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她，青春聰慧，卻愿意拋開一切“向光明的路上走”。她便是繆伯英。
清朝末年，湖南長沙縣清泰鄉（現名開慧鎮）出了兩個秀才。一位是楓樹灣（現名飄峰村）的繆蕓可，一位是板倉沖的楊昌濟。繆蕓可大女兒叫繆伯英，女婿叫何孟雄；楊昌濟小女兒叫楊開慧，女婿叫毛澤東。
1921年10月9日，是個星期天又是重陽節，何孟雄、繆伯英的婚禮正在中老胡同5號舉行。兩個人的名字一“英”一“雄”，后來被譽為中共黨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他們倆位列其中，而新娘繆伯英則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
輾轉求學，探索救國救民真理
繆伯英1899年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世紀末的中國，正處在內憂外患的危難之際。她的父親繆蕓可是晚清秀才，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經常同繆伯英講文天祥、岳飛、秋瑾的故事，他廣泛地接觸東西方文化，曾到日本考察職業教育，回國后致力于“教育救國”，大力倡導平民教育，與人合辦了“長沙縣第一女子職業學校”及“衡粹”“自治”等女子學校。思想開明的繆蕓可十分重視對繆伯英的教育，雖然家境不寬裕，但在繆伯英接受完私塾教育后仍然支持她繼續求學。
在父親的支持下，繆伯英進入啟明女子師范學校學習。啟明女子師范學校的校長李樵松是同盟會會員，思想開明，關心時事，經常指導學校組織學生讀報紙、學時事。繆伯英在學習中了解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國仍然四分五裂，軍閥雖喊著“救國救民”的口號卻自相殘殺，百姓的生活沒有在變革中得到改善反而愈加困苦……繆伯英困惑于時局，開始思考真正能夠徹底解救中國百姓的途徑。在校園里，繆伯英常常參與時事討論，經常能引發同學們激憤的情緒，對各類時事運動也躍躍欲試。繆蕓可對繆伯英熱衷時事的態度表示欣慰，也提醒女兒要先做好學問，不要“盲人瞎騎馬，夜半入池塘”。
1916年，繆伯英帶著父親的諄諄教誨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考入湖南省立女子第一師范學校繼續深造。在孜孜不倦學習的同時，她還時刻關注國家時局的變化。1917年，長沙組織了祭奠黃興、蔡鍔的國葬，繆伯英向父親表明了投筆從戎、為國家建功立業的志愿。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繆伯英積極參加湖南學生運動，散發傳單、抵制日貨，閱讀《湘江評論》等各種進步團體的刊物和文章，尋找造成社會現狀的深層次原因和變革的途徑。1919年，繆伯英以長沙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北京高等女子師范學校。到北京求學后，繆伯英結交了何孟雄等北京學生運動領袖，并系統地學習了李大釗關于社會變革的一系列文章，開始接觸“推翻軍閥政府”“再造共和國體”的信念。
1919年，以王光祁為首的愛國人士組建了少年中國學會，提出“本科學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會宗旨。在何孟雄的介紹下，繆伯英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以改造自身出發圖國家改造。少年中國學會為廣大青年知識分子提供了思想發展的平臺，但大家在討論中意識到，必須通過實踐創辦適合廣大青年的新生活，才可能實現新思想對舊思想的取代。為了實現這一設想，1919年，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繆伯英參加了工讀互助團女子組，致力于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社會，做“全中國女性新生活的榜樣”。北京的女子工讀互助組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轟動了北京新聞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婦女雜志》對她們進行了專題報道。但工讀互助改造社會的設想最終因主客觀原因而難以為繼，工讀互助組也被解散。
從1920年開始，繆伯英一直到北大旁聽李大釗的課，李大釗呼吁青年覺醒、改造世界的倡議使繆伯英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繆伯英找到李大釗，希望能做他的學生，李大釗同意了她的請求。1920年，李大釗在北大進步學生中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經鄧中夏和何孟雄介紹，繆伯英加入研究會，學習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年5月，繆伯英參加了鄧中夏組織的“平民教育演講團”，在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演講中，繆伯英作為婦女代表參與了以“中國的婦女要爭取神圣的勞動權利”為主題的演講。
以身許黨，投身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斗爭
1920年10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繆伯英成為首批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繆伯英加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女黨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繆伯英工作的重點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從事婦女工作，立志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和中國的女性爭氣”。她認為解放人民最終要立足改變社會制度，“無論一種怎樣轟烈的維新運動，改革風潮，實絲毫沒有什么稀奇，更絲毫沒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價值！”變革的途徑是革命，“大凡人類對于一種制度發生不滿足的問題時，由懷疑而至于破壞，由破壞而至于改建，純是人類進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種現象”，指出“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1921年，繆伯英與何孟雄組成革命家庭，在北京秘密開展革命工作。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同年秋，為了進一步鞏固、擴大革命隊伍，建設黨的基層組織，地委決定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北京女高師、北高師組建北京師范大學支部，即西城支部，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建立的五個黨支部之一。繆伯英積極在學生中發展先進分子，并擔任西城支部的第一任書記。
1922年下半年，繆伯英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女工部負責人，同時負責《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在擔任勞動組合書記部女工部書記期間，繆伯英積極領導婦女運動、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
在領導學生運動中，繆伯英善于運用新聞媒體的輿論作用。1922年底，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克扣教育經費，無理撤換法專、農專校長，北大校長蔡元培不愿與他共事，提出辭職。北大學生與北京各校學生發動“挽蔡驅彭”及反對北洋軍閥的運動。北京學生聯合會及北大學生會共同推出代表，去上海聯絡全國各地學生，并向南方各界求援。繆伯英作為學生聯合會代表南下武漢，會見新聞記者，向武漢教育界及全體師生發表演講，鼓勵正在開展運動的學生堅持斗爭。她利用新聞媒體表明立場、深入宣傳，既擴大了事件的影響對當局形成了輿論壓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運動中的學生，促使運動取得更好的效果。
1924年，京師警察廳在北京地安門內臘庫胡同16號杏壇公寓逮捕了張國燾。出于安全考慮，組織安排何孟雄與繆伯英撤離北京，回到湖南。1925年1月，時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李維漢請繆伯英擔任湘區委員會婦女主任，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師附小校長，深入推動婦女解放運動、組織婦女參加反帝反軍閥斗爭。
1925年3月，湖南省婦女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隨即對湖南省女界聯合會進行優化改組，改組后的聯合會會址就設在女師附小。繆伯英開始領導省女界聯合會的工作，積極號召各縣組織女界聯合會，帶領婦女群眾參與革命斗爭、為婦女爭取利益。五卅運動爆發后，繆伯英積極參與組織湖南女界聯合會的力量，組建了“五卅慘案女子宣傳隊”“女子糾察隊”“女子募捐隊”等開展游行、散發傳單等活動，聲援上海工人。1925年底，繆伯英推動湖南省女界聯合會邀請省各社團籌建湖南省濟難會，以接濟困難青年學生和失業工人。
1926年，繆伯英組織湖南省女界聯合會以及省委領導的“青年婦女學藝社”等團體，籌備舉辦“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在大會上，她分析了世界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和中國婦女遭受壓迫的現狀。3月，日軍艦隊意欲駛進天津大沽，被國民革命軍驅逐，隨后日本聯合英美向段祺瑞政府發出通牒，要求撤除大沽的國防設施。3月18日，李大釗等人組織北京群眾在天安門游行抗議，要求政府拒絕無理要求，段祺瑞政府下令開槍，打死打傷數十人。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繆伯英立即主持召開追悼北京死難烈士大會，并以“湖南婦女追悼北京死難女烈士大會”的名義發出“致全國各界”“慰北京傷者”“致國民政府”“致國民軍”等通電，并于4月與夏曦、徐特立等人組織召開“湖南人民追悼北京死難烈士大會”，呼吁驅除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民族革命，以告慰烈士英靈。
李維漢曾高度肯定繆伯英領導婦女參與革命的斗爭：“伯英同志在婦女解放運動和組織婦女參加反帝反軍閥斗爭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顯著成績。”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湖南省農會、總工會等革命團體被搗毀，白色恐怖籠罩湖南。黨組織派遣何孟雄任漢口市委組織部長，繆伯英也被派到武漢，協助配合中共湖北省委婦女委書記蔡暢做婦女工作，溝通與國民黨湖北婦女部長李文宜，婦女協會文宣部長、婦女聯合會長趙君陶的關系，鞏固和擴大婦女統一戰線，其對外公開身份是湖北省第二女子中學訓教主任。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8月，繆伯英與何孟雄又一道被派遣到上海工作，繆伯英擔任上海市總工會女工部長，后任滬中區婦女主任。繆伯英在華夏中學任物理教員，何孟雄開書店，并分別化名為繆慕群、劉元和，積極開展地下工作。
上海的環境艱險復雜，長時間超負荷的工作、清苦的生活、高度緊張的生活節奏，使繆伯英的身體不堪重負。1929年10月，她突然染上傷寒病，入上海仁濟醫院治療，不久因治療無效逝世。繆伯英用一生鐫寫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以身許黨的諾言。
來源：百年潮
